■ 对话人物
陈巧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
■ 对话动机
酝酿近两年，陈巧玲和团队的调研作品《中国食品安全档案》近期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搜集了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报告，以档案辑录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为丰富资料，陈巧玲走访了多地农场、批发市场、超市、食品企业与大小作坊，核实调查。陈巧玲说，她很清楚目前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但希望这份记录让人们了解危险在哪里，以及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
初衷
有些食品安全问题践踏人类底线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陈巧玲：2011年我在清华和同学弄了一个创业项目，做的是餐饮，开始关注这方面的话题。这本书的目标是唤起民众和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食”字。
新京报：写作前和写作后你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有变化吗？
陈巧玲：变化很大。没写书之前，我只是消费者、新闻的读者，我听过苏丹红和三聚氰胺，但我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过去认识食品安全领域是分散式的，现在的认识更系统和全面了。
新京报：写作之后觉得食品安全问题更严重了？
陈巧玲：比我之前的认识要严重，很多事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将大便水用水过滤、加入腐猪肉发酵、再用剧毒农药杀死发酵过程中长出的驱虫——以此得到用来浸泡臭豆腐的酵乳。这不只是食品安全问题，也践踏了人类的基本底线和尊严。
新京报：写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陈巧玲：经济上困难是一方面，写作这本食品安全档案完全是自费的。刚写书时我们讨论过是不是要找一些支持，后来觉得这可能会影响独立性，假设收了企业的钱，对方让我写自己的好或竞争对手的不好，这就是隐患。
新京报：截至目前你花了多少钱？
陈巧玲：出书大概花不到5万块钱，前期的调研费用也要不少钱，我自己大概花了十几万了。
新京报：你还是学生，十几万不是小数目。
陈巧玲：本科毕业之后我工作过几年，之前做投资有点积蓄，用的是这部分钱。我来自山东农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之前几年都是给家里钱，开始做这事情后，就断了。
研究
行业标准问题不大 关键是执行不力
新京报：除了经济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还有哪些困难？
陈巧玲：最大的困难是担心自己不专业，我在清华读的是工商管理，包括我们团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的。所以写作初期非常焦虑，常常怀疑自己。
新京报：后来怎么跨越这个障碍的？
陈巧玲：坚持，没别的方法。那时所有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就逼着自己去查资料，检索行业标准，对比欧美国家的数据，逼着逼着就把自己逼成了半个专家，你现在问我一些添加剂，它的成分、是否有危害性什么的我大致都能说清楚。
新京报：对比欧美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我国的行业或国家标准会有很大差距吗？
陈巧玲：开始我以为会有特别大的差距，后来发现从标准制定来说，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国家告诉某种添加剂的含量不能超过某个数值，但不会规定制作面包时该放多少在里面。标准摆在那，大家都不执行，才是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原因。
新京报：你选取的一些案例，有的距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怎么保证案例的针对性？
陈巧玲：选取案例的标准是依据媒体公开报道和学术机构的报告，确实有你提到的问题，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类别我都重新检索了一遍。苏丹红事件距今10年了，但是我检索发现，10年中同样的事情在反复发生，2012年有，13年、14年也有。问题没有消失，一直存在。
调查
老实做事不如掺假作恶好生存？
新京报：除了新闻报道和学术报告，书中也有不少你和团队伙伴实地调研的部分，这部分工作是怎么做的？
陈巧玲：我是个特别能聊的人，几乎见人就问食品安全。学校里会问，买东西和外出吃饭会问，坐火车的路上也会问，不同的人给我的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认为有添加剂的食品就是不健康的，不用化肥的就是健康的，这些概念都不准确。
新京报：一共调查走访了多少企业？
陈巧玲：大小企业有将近一百家，形式主要是走访。也有通过电话和网络跟一些经销商联系过。
新京报：跟一些企业打交道，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陈巧玲：就是被拒绝，我一说明来意对方手一摆“不说不说”，就不再搭理我了。但有一些也愿意聊。拿罂粟壳举例，很多老板告诉我火锅、麻辣烫里掺这个不是秘密，我后来发现网上有卖“罂栗膏”的这种产品的，生产者把罂粟的“粟”改成了“栗”，瞒天过海。
新京报：调研过程中给你最大触动的是什么？
陈巧玲：不止一个老板跟我说过，在自己所在的行业，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产品，结果还不如那些掺假作恶的企业生存得好，别人都用假的你不用，你的东西价格就高，就没销路。
新京报：这本书之后，你有着怎样的总结和计划？
陈巧玲：我觉得目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是“惩恶”，要解决问题，我们还需要“扬善”，为什么一个人一个企业老老实实做事、做产品就不能获得良好的回报呢？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觉得只要渠道打通，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也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反响
“国家食药监局给我打电话”
新京报：这么执着地出这本书，食品安全这四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巧玲：这本书是想集中呈现人们面临着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希望自己的一点努力能够引起哪怕一点的注意。陈吉宁校长在离开清华大学前，有次做演讲时跟学生说要心存敬畏、坚守良知，我觉得食品安全领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恰恰是这部分缺失了。
书里面提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每一章节都有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致病致残甚至致死的案例，不少受害者都是孩子，希望所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能够唤起人们的一点点敬畏之心吧。
新京报：之前有没有担心过书写出来没有读者，自己的努力会白费？
陈巧玲：书只印了200本，开始计划的只是向一些机构赠阅，免费提供，并不存在盈利的想法，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昨天微博上很多人联系买书，也有一些人加了我的微信，有家企业一下子订了20本。
新京报：你会在意外界如何评价这本书吗？
陈巧玲：春节回家，我把样书带给了父亲，之前他和母亲一直是不支持我的。看到书，他说我做的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父亲的话鼓励了我。
身边的师友也很肯定，老师还说帮忙推荐给更多机构和人士。包括网上也有很多鼓励。都让我很感恩。
新京报：这本书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中间有着怎样的反响和评价？
陈巧玲：书出版后，有一些部门主动跟我联系了，昨天还接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管理监督局的电话，近期会把书拿给他们看。
当然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书中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也非常欢迎大家的批评，这些能让我做得更好。
新京报：你觉得这本书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巧玲：19世纪的美国，食品安全问题也泛滥猖獗，后来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当时，一个叫哈维·韦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