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应届毕业生预计将达到750万人,就业形势依旧严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和普通务工者一样,拥有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迁徙到大城市的源动力——为了梦想,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应届毕业生,或在秋季招聘时信心满满地抢占先机,或在春季招聘时略显焦灼地等待召唤,还有的,则期待用实习期间的优异表现,为自己争取到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
这也意味着尚未拿到毕业证书,还未正式走出校门,他们就要开始尝试融入社会,自己解决一系列的生存问题。对于那些为追梦来到异乡打拼的大学实习生来说,找房、租房,如何尽快踏上实习单位的节奏,几乎成了他们正式入职前的必修课。而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几个月,很可能将就此改变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些身在异乡的大学实习生,他们与其说是在为生存而战,不如说是在为梦想打拼。我们从中寻找了4个颇具代表性的大学实习生,透过他们的奋斗、努力和艰辛,不难发现或许起点有高低,但对梦想的追求没有高下之分。
------------------------------------------------------------------
“能从北京公交车的拥挤中感受到压力,还有活力”
刘亚接到了一家电视台外包项目组的两通电话,他估摸着比较靠谱,便内心喜悦地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我要来北京实习了。”
父母欣喜之余,和房东约定租下自己10平方米住处后面那间8平方米的屋子,每月房租350元。这里是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东五环外的偏僻村庄,北京东郊典型的城乡接合部,“从村东走到村西也就10分钟”。黑桥村的人口流动性很大,大量的农民工居住在此。
刘亚是四川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2011级的学生,寸头方脸,皮肤略黑,性格开朗。2014年6月24日,他拖着28寸的行李箱,踏上北上列车,箱子里装满夏秋冬三季的衣服——这应该会是一场持久战。次日中午,爸爸在北京西站迎接刘亚,妈妈在家准备了粥、青菜和肉,“按我们的惯例,远途下来喝粥会比较爽”。
刘亚的爸爸在北京做木工活儿,妈妈的工作则是打磨水泥墙。
刘亚说,在黑桥村里,人在北京的感觉并不强烈。接下来的几天,同住在黑桥村的老家亲戚——大舅、小舅、姨妈、姑妈等,轮流为刘亚接风,这既是对小辈的关心,也是对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的重视。亲戚们同刘亚的父母一样,大约在10年前,被一场终于席卷到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镇龙镇万家村的“外出务工潮”裹挟到了北京。
刘亚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柜子,他办了每月60元的宽带。他住的村子里有公厕、公用的简易浴室和水房。
从2014年6月30日,刘亚正式接手工作。项目组正筹备2014年的“相约北京·童心如歌”全国青少年微电影艺术节。刘亚负责新媒体内容编辑、图片视频处理、跟拍艺术节中的选手和家长等工作。工作地点在东四环四惠附近,他每天6点10分起床,倒两趟公交车,通勤时间将近两个小时,车上不挤的时候,他就看手机新闻或电子书。
那段时间刘亚的妈妈恰好没工作。刘亚7点多到家,晚餐已经在等他了。有时父母周末上班,他就在家给父母做饭。
项目组加班的时候也不少,晚了,项目组会请大家吃吉野家招牌牛肉饭。艺术节前后,盒饭的味道多了一种选择——招牌鸡肉饭。“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味道。”刘亚回忆道。
北京最闷热的夜里,屋内的小窗透不进一丝风,身边的电风扇吱呀地叫唤,刘亚搬来一盆凉水放到床边吸热,但仍难以入睡,于是他索性把凉席铺到地上。
8月期间,BAT在2015秋季校园招聘格外引人注目,彼时的刘亚天天关注校园招聘信息,觉得拥有广播电视新闻学的专业背景、知名媒体的实习经历,应该有望转型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新媒体运营,然而除了投简历和参加笔试,他没能更进一步。
直到2014年12月28日,刘亚才离开北京。9月至12月,他在一家名叫界面的财经新闻网站交通组当实习记者,除了每周二的选题讨论会,其余时间,他都在家电话采访当事人或是直接奔赴事件发生地点。其间,带他的老师曾透露过他有转正的机会,但12月底,当他决意回学校做毕业设计时,界面向他发出了离职通知。刘亚说:“最后感觉老师对我不是太满意。我对交通组的选题感兴趣的不多。虽然最开始到界面,人事处就问过大家有没有想转去其他组的,但我想交通组的老师把我招进来,我总不能一进来就跑了吧……”
如今,他正在学校积极地参加稍显冷清的春季校招,希望能在北京、广州或成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刘亚说:“你能从北京公交车的拥挤中感受到压力,同时也有活力。你身边接触的都是有理想有斗志同时也很有才华的人,让人深受感染。另外还有非常多的机会。这些可以让你暂时忽略北京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
“毕业之后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影视方面的”
夏梦怡是3月11日晚上到的北京,当晚住在猫宿的胶囊公寓,100元一夜。“我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实在租不到房的话,就在那里(猫宿)住一个月,而且不用买被子。”
3月12日,夏梦怡只翻看了一个信息分类网站,便相中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出租房。中介带她到了这间位于某垃圾场附近的居民楼里,单间房租加中介费共3000元,夏梦怡认为窗外飘来的垃圾气味还是可以忍受的,便开始跟中介砍价,最终磨到了2300元,不料房东却在电话里表示不愿意将房子短租出去。于是又开始四处找房源,最终在北京雍和宫附近的官厅胡同里,找到了梦怡如今的住处。从此,梦怡每天花10分钟就能步行到光线传媒。能以2300元的月租拿下小屋,再花500多元置办日常用品,她觉得很划算。“我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她租住的是一间10平方米的次卧, 这个房间被紧密地嵌在一幢6层楼高的旧楼里,楼梯间里贴满了“疏通下水管道”和“改装空调线路”的“牛皮癣”。
梦怡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这套房里还住着一位女博士和另外两位女生。厨房有些破旧,但她已经尝试过给自己下了碗面条了。接受采访时,梦怡刚刚从片场回到住处,有些疲倦地侧坐在椅子上,招呼客人坐在她的床上,还递来了木糖醇、费列罗和猕猴桃。床上有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床被芯,床头挂着一溜花灯。3月15日北京停止供暖,她多垫了一个毯子,晚上穿两件衣服睡觉。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北京实习,但这一次,关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极有可能是她作为职业影视人的起点。
夏梦怡大二开始接触纪录片,已经陆续完成的《外国人在长沙》、《隐居中国》和《我的第一位》3部作品,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均有播放,作品讲述了她眼中的外国朋友。《隐居中国》让她收获了包括巴黎青年国际电影节“最受观众欢迎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并被湖南当地多家媒体报道。
2014年11月,22岁的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夏梦怡身着黑色连衣裙来到电视节目《职来职往》的舞台,她说自己并非科班出身,想谋求一份月薪5000元的微电影导演工作,“能力很高,姿态很低”,最后她得到了光线传媒副总裁刘同的“爆灯”,刘同诚恳地说:“因为你没有毕业,我们就只能是(提供给你)试用期的工资,每天100块;你毕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定薪,比方说3500~4000元。”最终,她接受了光线传媒递来的橄榄枝。
笔者面前的夏梦怡是一个染了一头黄色短发,穿黑T恤、黑皮靴、黑色紧身裤以及黑白相间毛衣外套的干练女生,身高不到1.60米,大学期间常常熬夜剪片遗留的黑眼圈和“泡泡眼”,掩藏不住黑眼珠子望向你的那分执着。她操着一口非常有港台范儿的普通话,性格则透着北方人大大咧咧的爽快劲儿。